孟子旗帜鲜明尊王处吧，只讲王道，反对霸道。他声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桓指齐桓公，文指晋文公。他们是春秋时代有名的霸主。孟子却对他们取得的赫赫霸业表示藐视。说是孔夫子的学生，不屑于提到他们的霸业。他所推崇的是仁政和王道。他对自己的学生公孙丑说管仲如果齐国为基础去行王道统一天下是易如反掌的事。请引用曾皙的话批评管仲。齐桓公如此专一的信赖他，行使国家的政权又是那么的长久，而功绩却是如此的卑小。言下之意，管仲是不足道的，霸道是不足道的。荀子于王道霸道的二分之外又分出了一个强道。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夺之人是争取人心，靠的是仁义为王道政治。夺之与是结好诸侯，人家心甘情愿地拥你为盟主，靠的是信誉，为霸道政治，夺之地是攻城略地，吞并邻国，靠的是权谋和气力，为强道政治。荀子认为，强道政治是亡国之道，万不可取，故他说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利而亡。荀子曾赞扬齐桓公有天下之大节，又赞扬管仲说管仲之于桓公可谓次忠矣。他认为，霸道政治固然是”德虽未至也，义虽未济也”但也有他的成功之处，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赏已诺信平天下矣，臣下晓然皆知其可要也。所以荀子对于霸道在有条件的肯定之中还略带一点赞许。其实孔子也并不一概否定霸道，从他对管仲的称赞中可以见之。当孔子的两位高足子路和子贡都认为管仲，未仁时，孔子就称赞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连声说，如其仁，如其仁。从上追述和分析可以知道：其一，儒家崇尚王道政治，以王道为理想的政治的模式，但除孟子外，不一概否定霸道在王道的条件不成熟时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他们都绝对的排斥强道即以攻城略地为能事的权谋之术。孟子的反对霸道，可能是未将强道从霸道中分离出来。误将霸道笼统视之为强道的缘故。从当时的时代环境来看，所谓强道实际上是指法家政治。儒法两家在王道政治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荀子认为权谋立而亡。秦王朝的迅速成功和急剧败亡，某种程度上被他不幸而言中。其二，儒家的王道霸道和强道之分不在于搞不搞大统一。这三种政治都是主张中央集权统一而反对分裂割据的。霸道，虽然只能做到挟天子以令诸侯，但还是承认一些天子的权威，不赞成列国各自为政。他们三者的分歧只是在实行统一的方法上的不同，而这些方法的不同又归结为道德的有无和高下之分，集中起来说是三个词，义、信、权谋。义即仁义代表王道，信，即信誉代表霸道，这两者只是道德高下的区别。权谋即无仁义也无信誉，是热衷于阴谋诡计玩弄政治军事权术而不讲什么道德的代表强道。法家，韩非公开宣称“不务德而务法”，认为“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汉班故称法家，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说明法家确实是非道德主义的强道政治。所以传统的王霸分类中将法家归并于霸政是不够确切的，确切的说法家应当属于强道。其三，儒家的王道理论也存在着极大的弊端，他们错误的把目标当成手段，以为只要讲仁义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可是治廷已达秦楚之坚甲利兵矣。从而陷入了道德万能论的泥潭尽管孔子也说过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的话，但他总的倾向还是泛道德主义的。如果说法家是把得天下的手段，而且只是暴力一种手段，错误的运到了治天下上，那么，儒家刚好相反，是把治天下的手段，错误地用到了得天下上，所以儒家的王道大一统理想虽不至大至高至善至美。然而，在中华民族每次由大分裂走向大统一的历史转折关头，却往往又无所作为，这就不是奇怪的现象了。
